以描绘“开拓者家族”著称的蒋子龙，在新时期文学的简册上，曾划下浓重的一笔，但他多年息影小说林，以致今天的青少年读者对他小说家的一面已渐感陌生。然而，蒋子龙终究是小说强手，到了本世纪末尾，他终于捧出了这部长篇《人气》，遥接了他在80年代的豪气，借一条城市危改工程的主线，牵一发而动全身，展现了一幅现代大都市中人与环境、人与人之关系的生动图景。在《人气》中，蒋子龙有所变化，又有所不变。不变的是：他对政治关系和社会矛盾还是那么关注，对涌动在底层的社会情绪还是那么敏感，他的叙述风格还是那么硬朗，粗砺，外露，他还是那么习惯于在激烈冲突中状事绘人。真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变化的是：他从对现代化大工业发展的思考扩展为对现代化大都市生态环境的观照，过去的他更多地与所谓“工业题材”联系在一起，现在的他“研究时代，了解社会，观察一切人”的一面突显了出来，过去只说他善写大企业里的矛盾纷争，现在看来他也善于写机关人事，都市风景和底层的市民们，“津味”浓郁。于是，小说中的景观多了，闲话多了，沧桑感多了，哲理化的感悟和杂文化的议论多了。他不仅研究经济体制改革，还研究起都市个性和建筑美学来了。这种种因素渗入文本，面貌为之丰腴。
《人气》最突出的特色是什么？或换句话说，《人气》最有价值的地方在哪里？我以为，就在于它传导和表现的蒸腾在现代大都市中的那股丰沛而复杂的“人气”。何为人气？素有天气，地气，人气之说，概而言之，人气似应指人的心气，心劲，社会心理的起伏，民间情绪的流向，以至世态之气象之类。人气不是什么虚无缥缈，无迹可求的东西，它总会通过一些事物表现出来。比如，在这个城市里有七八百万平方米的旧平房，住着一百多万人，且多是最底层的收入最少、怨气最多的一部分群众，“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大火药库”，而小说恰恰由此切入，以危陋平房的改造为主线展开描写。作者没有被高楼大厦的富丽所惑。反把目光投向大楼阴影覆盖下的“同福庄”、“三义里”的人们，投向平民的真实生存，极写危改工程推进之艰难，这就从更根本的层面上接触到了人气的浮动。人气须有气场，这部小说以危改为契机。网络纵横，富有张力地把官场，商场，情场中的较量有机地编织在一起，使人看到当今社会的方方面面。人气毕竟又是有主导流向的，在这里，不管压力多大，危改工程在推进，现代化的步履还是不断冲开腐恶和顽固，表现出泼旺的生命力。当代性，现场感，正在行进中的生活本身的鲜活性，构成了《人气》特有的吸引力。
蒋子龙还是喜欢在大波大澜中写人，离开了大波大澜，蒋子龙也就不成其为蒋子龙了。蒋子龙小说的气势大半来自他的人物的气势，以致有所谓蒋式“性格模式”之说。《人气》仍然集中刻划的是简业修，卢定安等改革者的形象，是不是“老乔”又回来了？不错，他们同样是在一系列“风口浪尖”上滚过，诸如煤气中毒事件，大雨滂沱，当众被拘，静坐示威，常委会施压，豆腐渣工程显形，港商卷逃，小字报风波等等，然而，这一切并非作者呼风唤雨，而是把最真实的生存集中化了，强化了，不惜带上纪实色彩。比起乔光朴的一代，简业修和卢安定们身上“人化”的色彩重了，“理念化”的色彩淡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精神打上90年代的鲜明印记。也就是说，他们不得不在权威消解，多元并存和市场法则压倒行政命令的条件下寻求新出路。“平民市长”卢定安的平民情绪，情绪化的性格，“下决心不易，打退堂鼓更不易”的倔犟，和同样出身贫民窟的简业修的知识分子的执拗，与复杂的权力斗争的环境相撞击，就不能不以悲剧的形态出现。只是其悲剧更具“人气”。
蒋子龙是位善于通过复杂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把握生活的作家，权力在他的文本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善于运用这一视角的作家在今天已越来越少。如果到处是蒋子龙模式，那是一种单调和贫乏，但这一模式及其硬朗的风格绝迹了，却也未必是幸事。这种风格样式倘能与生活一同前进，就仍然有它的活力。不过，《人气》在文本上的最大弱点是直露，一切似乎太清楚了，太明显了，均以直接的因果链呈现出来。也许没有它的直露也就没有它的气势吧，但直露终究是文学的大忌。
■白烨 最近看到许多改革题材作品，包括一些获奖小说，多是分明的人物、确定的胜利，“改革”几乎是无坚不摧、无险不渡的“直通车”，这种立足于并传扬着“改革决定论”的作品，文学性既差，思想性又弱，除了给一般读者一种廉价的快慰之外，实在不能给人们提供更多的东西。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上，我看重“蒋子龙的新度，欣赏《人气》的新意。 ■何西来 蒋子龙依旧圆睁着眼睛，关注着现实，关注着急剧变革中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他又以这部《人气》为自己本世纪的创作生活竖起一块记程碑，并去扣击新世纪之门。 ■张志忠 作家应当对于民粹主义抱有一定警惕性，尤其是在由于对官场角逐和知识界自身感捻的时候，越是容易诉诸底层民众，就越是要看到民间的庞杂与繁复，看到其强大能量中所蕴涵的负面效应。否则，等到简业修们真正在政坛上立稳了阵脚，叱咤风云的时候，我们难免还会再次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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